在这次会议上，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派与占非主流地位的立宪缓行派之间，在中国是否应采取立宪作为富国强兵的必要选择的关键问题上，就展开了一场公开的思想交锋。当时的《东方杂志》曾对这次廷臣会议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这份报道记述了与会的各位要员就立宪是否合符中国的国情的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这次会议上，在筹备立宪问题上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有奕劻、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持保守消极或反对态度的有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醇亲王载沣则采取中间偏积极的立场。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廷臣会议上并没有人公开反对立宪，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或多或少把立宪政体作为一种良好的制度予以肯定。但在是否应在当前的情况下积极仿行立宪体制，与会者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主张尽快推行立宪，以解决中国的危机，后者认为立宪可以作为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但却反对把预备立宪作为中国变革的近期目标。 

从这次廷臣会议来看，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立宪缓行派认为，由于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和国势虚弱的情况下，因而无力承受立宪这样的重大变动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动荡局面。而立宪积极派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因为中国危机深重，因此，只有重大的改革动作和革新才能拯救中国，使中国摆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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