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作为立宪缓行派首先发言的是七十九岁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他就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并列名于强学会。戊戌变法期间，他主办过京师大学堂，并积极主张发展现代教育。当时英文版的《北华捷报》把他称为立宪问题上的中间派。⑷孙家鼐发言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还不在于“形迹”（形式），而在于宗旨。他认为，“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这就如同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向。”孙家鼐认为，正因为从君主国到立宪国的转变，是这样一种“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的巨大变动，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有他看来，这样大的变动，在国力强盛时推行也难免有“骚动之忧”，而在当今中国国势衰弱的情况下，“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因此，孙家鼐继而认为，政府目前所能做的，是“但宜革其丛弊太甚之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5）孙氏并不反对立宪，他的立论根据是，重大的变革必须在国家的资源与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强大的情况下，才具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在当时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紧接着，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则作为立宪派一方起而反驳。这位五十一岁的新式官僚并不否认中国的国势虚弱，但他认为，正因为如此，中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能解决危机。徐世昌指出，支离的、逐渐变更的改革方法，中国过去早已尝试过多年，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徐氏提出一个颇有新意的论点是，逐渐的小变之所以不能取得成效，这是因为这种变革并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并籍此激发国民的精神，“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也无由变。是则唯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6）在这里，立宪派一方的基本论据是，支离的渐进的变革，无法克服传统体制和*秩序的惰性，也无法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增加国力，因而也无法使改革取得实效，而改革不能取得实效，将会使中国的危机变本加厉。而要克服这种恶性循环，只有通过重大的、乃至戏剧性的变革才有可能。因为这种大的社会变动变动将会极大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振发国民的精神。而这种“全国之精神”才能克服以往的小变小革所无法扫除的历史惰性。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基本分歧之二是，立宪*是否必须以国民程度作为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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