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不欲为清王朝的命运担忧。由是，主张改良者，乃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在前三十年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王朝命运的时候，开始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行为的改良，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发生。二是在戊戌之後，由保皇改良而逐步地走向了要求清政府进行专制*制度的改良，这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来由。前者因慈禧太后“坚持四个不能改”，即“三纲无常不能改，大清朝的统治不能改，祖宗之法不能改和慈禧太后垂听政的最高皇权不能改”，而将戊戌变法腰斩在清王朝的龙陛之下。後者因清政府只囗头答应预备立宪，实际却是为自己苟延残喘和扑灭革命而尽谋划之功，从而使改良派“希望全决”。
然而，改良派却在一心要进行改良、以求两全的奋斗中，历经了两面作战的痛苦。一面自然是不 纳他们君主立宪要求的清王清，一面却是倡言革命、追求民主立宪的民主革命派。同样的是，只因革命派也要面对两面作战的困境，即既要对大肆捕杀革命党的清政府作勇敢的斗争，又要与时时都在攻击和反对他们革命的改良派进行抗争。特别是在一九零零年之後，当大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如晦之时，是倡行改良，还是号召革命，就成了*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们的巨大冲突。改良和革命的大论战，也就箭在铉上，再难避免。
第二、两次大论战
一、第一次大论战。一九零二年，因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书》，而挑起了“保皇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场大论战。在这一场大论战中，因康有为将大清朝吹捧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更颂光绪皇帝为“至仁至德”，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因而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只能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後果，更邪言“彼之保皇才是真正的革命，否则无非是*放火而已”，对此，孙中山首先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由是，章太炎不仅写出了《客帝匡谬》一文，以自责曾经追随改良的思想和行为，而且写出了着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指责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具在”，因为“只可行改良不可行革命”的荒谬主张，乃有力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具在，即以革命去之”。更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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