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印行《第三号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业报》辩驳之纲领”，首先列出两报辩论的主要条目，然後针对其第一种重要论点，批驳曰：“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通行也……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精神必适合吾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是故，“我国民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同时，为国民能够达到民权立宪之能力，《民报》并提出应以“革命和教育来促成中国人民做共和国民的资格”。就革命言之，则“若在实行时代，去专制之苦，尝自由之乐，夷阶级之制，立平等之域。国民义，民族主义，昔存於理想，今现於实际。心理之感孚，速於置邮而传命也”。就教育而言，则“教育无论於革命前，革命後或革命时，均极为重要……更对浚发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有大助力”。
针对其第二种重要论点，《民报》首先指出：“即以君主立宪而论，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於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羝羊生乳之类耳。”由是，《民报》乃批驳徒望清政府由实行“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之论点说，清政府“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能事望诸政府，而未望之於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正因为如此，针对改良派“只能要求清政府立宪”的论点，《民报》则乾脆批驳说：“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於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更何况，“今日之政府，岂惟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雠而已”。
至於改良派所称的“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之说，《民报》首则慷慨言之曰：“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流血相怵？”继则直言批驳曰：“革命不免於*流血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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