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卓着的《河南》杂志则对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大胆驳斥道：“嗟夫，预备立宪者，尚不如直其名曰预备*流血之直接了当也！”徐锡麟在刺恩铭的《光复文告》中更揭穿清政府的立宪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顽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则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而在清朝监狱历受酷刑的民主志士禹之模，尤在监狱中遗书称：“要知满清政府不下诏立宪，而专制的凶暴有进无已……”革命党人对改良党人的批判，实为一语而中的。 

这一场大论战，因革命派据理力争，民众拥护，改良派因“专制政权不改”，只能处於两面受敌的境地，非但穷於应付，而且益不堪击。故时有论者称：“《民报》出现，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渐浸溢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业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数月以来之《新民业报》，已为梁启超一人之《新民业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而它最为积极的效果，便是促成了共和主义思想的大普及。嗣後，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即在其《告粤省同胞书》中宣称“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号召要“建民主宪政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而在江西萍、浏、丰起义中，龚春台部的洪江会众也已在文告中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不但驱除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须破除千年专制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於其上，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 

这一场大论战，虽然在围绕着“土地国有”等问题的争论中，革命派虽因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了不尽正确的思想，梁启超亦表现了未必是错误的观点，但是，由於这一场大论战真正的论战重心乃是在“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和“要共和还是要专制”的根本问题上面，并使得革命的思想战胜了改良的思想，共和的思想战胜了专制的思想，所以，它的积极意义也就无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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