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此次修复圆明园的理由是极正大堂皇的。其一，圆明园“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此次园工不过是恢复祖宗旧制。其二，修复圆明园非寻常政事，而是为人子的同治帝颐养太后的孝思，纯系个人家务。在“以孝治天下”的*伦理观念下，这一理由更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天经地义。在同治帝三道严厉朱谕的重压下，群臣谏阻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风潮基本上被压制下去。
翌年8月，捐纳知府李光昭打着“奉旨采办”修复圆明园木材旗号进行诈骗之事败露后，形势顿为一变，再次引发群臣谏止修复圆明园的风潮。奕訢、奕譞等联衔上疏，要求同治帝停园工、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重库款、勤学问等。此后，奕訢等在觐见同治帝时复又苦苦劝谏。君臣于殿堂之上，“往复辩难”，激烈面折廷争，同治帝竟至怒责奕訢“此位让尔如何？”（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04页。）当时，军机大臣李鸿藻、御史陈彝、孙凤翔等也上疏直言论争。最后，这一风潮以君臣相互妥协，暂停修圆明园，改修三海而告终。
1907年5月，御史赵启霖折参“奕劻、载振父子，……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注：赵启霖：《瀞园集》卷一，第38页。），揭露载振接受道员段芝贵买献歌妓杨翠喜，并奕劻在袁世凯授意下卖放段芝贵为署黑龙江巡抚诸事。在袁世凯、奕劻父子弥缝掩饰下，奉旨查办此事的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不实复奏。5月16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谕，斥责赵启霖“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诬蔑”，败坏“亲贵重臣名节”（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5665页。），将其革职。
谕旨颁下，御史江春霖上疏抗争说：载沣、孙家鼐查复的案情，有“证人供词互异，捏饰显然”（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一，第32页。）等六大疑点，要求清廷重新查处此案。勇于“直言极谏”（注：赵炳麟：《赵柏岩集》卷三，第4页。）的御史赵炳麟更是亟呼“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对艰。尚敢言之谏臣严加摒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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