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既无从善如流的雅量气度，又无慈禧太后那样的叵测权威，对此次台谏论驳上谕风潮颇感进退维谷，竟采取了类似驼鸟的迂谬办法，于“江春霖被遣之后，一切参奏悉留中不发”。时人胡思敬说：清廷自此“遍体麻木不仁，投以峻剂而不见病形增减，识者知其必不起矣”。（注：《国风报》，第1年第6号。） 

以上四次论驳上谕的风潮，是为中国近代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此时论驳上谕的主体，皆为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就其触发源与性质而言，不外对帝王言行的劝善规过、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指陈帝王行政之失三种情况。就论驳上谕人员构成情况而言，1843年批评道光帝时，仅为御史陈庆镛的个人行动，几无他人继起响应；在慈禧罢斥奕訢和同治帝修复圆明园的事件中，驳论上谕的人数众多，形成包罗王公亲贵、部院大臣、御史学士等各方面的朝议力量；而在清廷罢斥赵启霖、江春霖时，实权重臣多缄默不言，起而论争者仅为台谏中人。这充分反映出在封建皇权重压下，清廷群臣庸碌自保的心态，*腐败到极点。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之政界，混浊极矣。京外官署，无一不为藏垢纳污之所，……膻腥至不可向迩，其尚有清气往来者，惟一御史台而已。”（注：《国风报》，第1年第6号。） 

二、阶级之争　初露端倪 

1910年10月，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正是革命思潮和斗争日趋高涨，各省咨议局联合发动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之时。清廷企冀“为朝廷竭协赞之忠”（注：《宣统政纪》卷四二，第2页。）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身分，再次掀起论驳上谕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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