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清廷被迫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专横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注：《宣统政纪》卷四三，第4页。）。当时，资政院内的议员尚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于是采取了曲解的办法。他们剖辩道：“本议员恭译上谕精神所在，全在揆度形势，……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已打算早开才好，然则就是宣统三年还以为迟。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而明发上谕，可知五年之期限，不在皇上及监国，而在会议政务王大臣”（注：《宣统二年第一次资政院常年会速记录》，以下简称《速记录》，第14号，第9～10页。）。在自我开脱了对上谕大不敬嫌疑后，他们进一步鼓动说：只要大家继续请愿，立宪的年限仍可再次缩改。因为当今皇上是要“继志述事”。“所谓继志者，非继九年预备之志，乃继立宪以救危亡之志也”。既然朝廷可因时势危迫而改先朝所定九年期限，那么，“现在皇上所定的期限，又何尝不可变更？”（注：《速记录》第14号，第11页。）
这一曲解上谕的风潮尚未平息，11月9日又引发起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即使是煌煌上谕，也难免要议论一番了。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注：《速记录》第15号，第39页。）。议员陶鎔更是悍然不顾地抨击清政府“处处不顾舆论，是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注：《速记录》第15号，第43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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