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运作得更为协调有效，使之达到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完美程度，是对封建统治机制的修复，因而不带有很多*斗争色彩，更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而后一阶段论驳上谕的人员中，虽也有不少统治阶级官员，但大部分成员却是半在朝半在野的*身份。他们不再自视为帝王统治下的臣民，而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国家公民。他们的思想言行，已基本摆脱了封建传统的窠臼，要求变改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些程序，在宪法法制范围内寻求外适应与内和谐，带有浓厚的阶级之争色彩。忠君与爱国不再是密不可分，忠君与否，需视其代表国家与公民根本利益与否而定，初露如若君不君，则可臣不臣的叛逆端倪。
其二，在前一阶级论驳上逾的风潮中，虽人数众多，形成一定的朝议力量，但均系无组织的自发行为，没有明确的*要求。但在后一阶段，资政院内的部分议员有着极明确的*要求，即速开国会，立组内阁。他们已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处于半有组织状态，使资政院内“隐隐然若两党之对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56页。），尤其是来自预备立宪公会的议员，“尤能行动一致”（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72页。）。
中国古代虽也发生过臣下批评规谏帝王的事件，但究其原因不外二种情况。一是奸佞大臣擅权，帝王昏庸暴虐，朝政败坏，民怨沸腾，一些肱股元老重臣对帝王的愚忠谏诤。一是君主较为开明，标榜亲贤纳谏，刚正之臣勇于进谏，君臣交相惕厉。中国近代的几位清帝，既不属开明君主之列，但也算不上残暴狂虐。在短短的70年中，之所以论驳上谕的风潮频生叠起，是有着*的、思想文化的、伦理价值的等多重深刻原因的。
一般说来，封建专制制度经过2000余年的损益沿革，已高度完善起来，对国内的各种*变故都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国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速度迅猛，内容深刻广泛，传统的封建制度及统治方式显得反应迟纯，步履蹒跚。无论是前一阶段臣下对君主个人言行的谏诤，还是后一阶段资政院议员对清廷假立宪、真专制的批评，实际上都是人们要求清廷调整传统统治制度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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