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洋务运动的宗旨是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来应付西方列强的示范性挑战，但不发展资本主义，使得这种“官办现代化”缺乏来自广大民间的支持，也就使之难以获取持续有力的后颈。及至清末，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迫切的要求，清廷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也认识到“以农立国”的耕读社会弊端丛生，无法适应现实，遂将挽回流失的统治权威合法性乞灵于改革。1903年4月的上谕中明确指出：“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49]亟呼改变积习，“振兴商务”。9月商部成立，统管工商铁路各项事务，奏定颁发了一系列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章程，如商部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其核心是鼓励民间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
首先，奖励实业政策与提倡重商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之一，这需要政府的保护与鼓励。清廷此时已认识到“从前各省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50]洋务运动未能带动民间投资热潮原因即在于此。故命各省“一律认真恤商”，“饬行保商之举”。[51]并按投资现代工商业数额多少与贡献大小而分授不同等级的勋号与官阶品衔，凡投资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10—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如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的张振勋，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等高位。这一举动的确非同寻常，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年军贱商人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52]这种落后国家以行政力促进民间投资热情和加速原始积累的手段与传统的卖官鬻爵迥然异趣，以后的“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与此重商政策有关，新政后数年民间投资很快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林增平统计前30年有据可查的72家近代企业中，官办、官督商办占总资本额的77.6%，商办只占22.4%，此时正好倒了过来，商办资本已占76.3%。[53]1905—1908年中，全国新设厂家201家，投资合计达4581万元，年均设厂50家，年增资本1145万元。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的20多倍与甲午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54]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