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户部、浚川源、信成、浙江兴业、交通、四明商业储蓄、信义、裕商、浙江、贵州、北洋保商、殖业、福建、四川等银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也应运而生,从1904年到1909年,地区及于14省,数目50余,至1912年已达170余个。[65]
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与洋务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仅仅将其归结于“设厂自救”未免简单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新政的经济改革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适应了历史潮流,其积极意义实在不应忽视。
五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各种体制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方面的变化,而包括移风易俗在内的人的现代化则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指标之一。
民俗风尚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联络点,具备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其变异与传承的特质使之成为文化诸要素中既是最易变更的文化,又是最为顽固难以变易的部分。民俗的变异与传承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开放抑或封闭。恩格斯指出,直到1847年,欧洲山地之国瑞士仍与世界隔绝,“死守着地方习惯、装束、偏见以及全部地方狭隘性和封闭性。”[66]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民俗亦因未开放而难以见到民俗的更新。二是政府的认同保护。中国传统风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同构的,清朝的男子蓄发女子束胸裹足既是法制所定,也是男尊女卑意识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因此,民俗风尚的改变有待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剖析晚清上海与北京习尚的不同变化是颇有兴味的。
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上海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受到欧风美雨的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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