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促进商会建立，为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1909年清廷颁令各地设商会，使得新式商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分散封闭的行会中解脱出来，合法联合成一个跨行业的现代社团。及至1912年，全国商会达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以上。[55]新政法令也有利于提高商人地位，如规定体面商人可随时“谒见本部堂宪”，各级衙役“倘有阻碍，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交送司务厅严办”。[56]并允准商务总会致督抚以下各级衙署之公文用平级官署间的“移”和“照会”字眼，意味着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之崇已非一般。尽管实际运行中仍有滞碍，但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商人千百年来地位变化的一个界标。 

商会成立后在经济上与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各级商会互为联络，各通声气，调查中外商情，兴办商业教育，举办各类商品展示会、博览会、劝工所，设立商事裁判所以保护工商利益。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及以后历次收回利权运动中都充当了骨干。不过商会真正以阶级代表形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能量的是在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商会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一经创立即以一个粗具规模、较为完备的地方自治团体面貌出现，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户籍管理、道路工程、城市建设、农工商务、公用事业、慈善赈济、财政税收以及其他例归地方政府的各项事务，比较全面地担当和掌握了市政建设与管理的责任和权力。正因此，1909年清廷举办地方自治时仅将名称改为“自治公所”外基本无大变动。在总工程局、城自治公所、市政厅这一脉相承的自治组织经营管理下，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方大都市初显宏伟气势。[57]上海商会也初步发育成一支独立的力量，展现出类似西欧早期自治城市与市民阶级的某些特点。 

经济力量的增强与社会功能的放大，使得以商会为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介入社会干预*。虞和平认为正是有了商会才使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参与社会重大*改革运动。[58]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上海总商会表示“欢欣鼓舞，翘盼实行”。[59]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联络各地商会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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