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废除恶风陋习。清初入关后，男子是否“留发”竟涉及到能否“留头”的问题，“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惨景由此生发。而自南唐沿袭的女子缠足恶习在清代也得到强化，风俗与制度的同一性于此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时康梁均倡社会改革与启蒙的重要性，光绪帝也甚至“欲易服以一人心”。然此举却由当年的禁止者清廷于新政中完成，1902年宣布废除缠足恶习，“全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各地总督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积极响应，李鸿章、袁世凯还让子女亲属放天足。[73]1911年底，清廷许官民自由剪发，这样，沿袭多年的女子缠足男子蓄发恶习终于废除。现代化的原则之一是人的身心自由发展，清末新政向此跨了一大步。同时，清末禁烟运动规模之大、态度之坚决，措施之有力都超过了道光年间。1906年9月20日诏令严禁鸦片，限定10年内务除净尽，委派多名禁烟大臣办理此事，以致竟有人因戒烟而死。1908、1911年相继与英国签订《中英试办禁烟章程》与《续约》，1909年又在上海发起召开第二次万国禁烟会议，通过了禁止外人在华“制造、贩卖内含鸦片烟质或鸦片提制品之戒烟丸药”的决议。[74]虽未能根本禁绝，但比之以前效果要好。连孙中山也承认：“前清末年，禁种成膏，成效渐著，吸者渐减。”[75]宣统年间清廷还配合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禁*禁娼的行政措施，一些地方官与警察也取缔严禁，尽管效果有限，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 

这样，清末新政引发的社会风俗的改革，使清末10年社会风习在原有的局部变异基础上加速变化，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缓至速的过程，中国人对现代化也有个从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认识与实践的过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西方各国现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反映了中国人比照反思后的急迫心情。其实，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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