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动员参与其事，遂使第二次请愿运动规模与声势明显壮大。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商会普遍失望开始转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各地商会多公开支持革命，武昌、汉口商团与革命军协同作战，商会上层人士发起国民捐，黎元洪大喜：“商人如此慷慨，吾决不忧军费之缺矣！”[60]以号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商团为核心的全国商团联合会主要成员（如名誉会长虞洽卿、副会长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等）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会长李平书也转向革命。由绅商为主体的商会与革命党人联手是上海光复的关键所在，上海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起义后的沪军都督府财政开支主要由商人捐助，从其借款一览表上可见，上海的钱庄、商行与银行是主要资助人。
现代化推动力量的形成与社会支持系统有关，而现代化的支持系统又有赖于政府的“让利”为代价的培养，这样，获利者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支持“回报”这一政权，这种“让利一回报”方式曾构筑了日本现代化社会支持系统的基本模型。然清廷的“让利”政策之所以未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回报，原因就在于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容纳，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魔鬼”羽冀丰满后必将按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提出更高的条件，那就是*上民主立宪，经济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又恰恰触及一体化结构的核心，到了这个界限上清廷再也不可能让步了，从将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支持系统变为一个强大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恩将仇报”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第三，清末新政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使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被列宁誉为“世界贸易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文明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指标”[61]的铁路，1895年仅360余公里，至1911年已达9600余公里，六、七年间增加了27倍。矿冶业1911年前的40年共投资4100余万元，而1905——1909年5年间共投资1600万元，占40%。[62]5年间现代机器动力的厂矿投资占全部投资额的45%。[63]许多手工业工场出现了迅速向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倾向，种类遍及生产与生活日用品的主要方面。从史料来看，新政后几年中，从沿海的江、浙、粤到边远内地的川、鄂、晋等都有类似现象。农工商部在各省设工艺局，内有12科，主要传习现代工艺制造、质量检验与销售，以“练习其技能”，“甄验其货品”，“增益其见闻”，“开拓其智识”，“疏通其销路”。[64]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枢纽与关键的银行业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著名者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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