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文集》第93页。)。清末各省督抚的状况，显然不是这样。因此，清廷收揽地方权利，与明治时期改革藩制的背景并不相同。其二，明治维新初的藩制改革，各藩主是通过“倒幕”而主动“奉还版籍”，明治政府将各藩大权收回中央后，转而又将这些权利的很大部分，委以在中央任职的各藩维新人士。清末削夺督抚权利的状况则与此恰好相反。一方面，地方督抚们尽量抵制，只是在抵制不了时，才勉强认从。另一方面，清廷竭力逼迫，待从各省收回军、财大权后，其完全转托给了铁良、溥颋、载涛等满洲贵族。可见，同为中央集权，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态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是“合作式”的，在清末“预备立宪”时则是“对抗式”的。“对抗”的实质即争权夺利。清廷将其对地方督抚的收权之举，与日本的“削藩”并提，旨在有意类比而借题发挥。借题发挥自当使模仿“走样”。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预备立宪”问题的刺激，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其*意向已不再成为整体。这样，“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处处充满尔虞我诈，“正常”地进行通盘规划和协调行动实不可能，“模仿”中的“保留”势所必然。
（三）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束缚。
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实质是通过学习日本，由旧的封建文化转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而且明治初期输入近代西洋文化也是依赖汉译西著，为何中国在引进资本主义立宪*方面，反倒落到了以前只是自己追随者的日本后头？原来，正因为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是师承汉学，所以，既使得其旧的封建文化远不如中国的悠久和丰富，同时也使得其向新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化，又比中国要容易和快速得多。因为其原有惯性和负担要比中国少得多。换言之，旧的文化形态越是成熟，其所产生的传统力量越是强大，向新文化的转化也就越是困难。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既构成了高度成熟的封建形态，又为文明古国的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制造了极为深重的历史惰性。悲哉！船大掉头难矣！此“难”之所在，表现种种，其主要者，一是思维的经学方式———举凡兴废取舍，往往以经传之说，圣人之言和祖宗之制等作为依据；二是理政的务实取向——将*视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只讲如何有利于统治，不讲社会进步与否，若推行改革，常以“应急”和“实用”为主；三是处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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