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方面，似乎也未达到预期目的。会后唐景崇的表态，虽故作大度，仍流露出几分失望：“此次开会，决议之件甚多，应即采行。惟各议员对于提出之案，或逞一时意气，或以个人主持，说理处虽极圆满，事实上不无窒碍。因拟将各项议案通行各省提学使，揆诸本省情形，妥拟试行之法，如其间果有碍难遽行之处，即行揭其理由，申复本部，以备核议缓行。”（注：《学部不信教育会》，1911年8月21日《申报》。）为事后取舍留下伏笔。

　　闭幕式和开幕式一样，学部大臣与会员各自表述了不同的立场。唐景崇不能不讲些冠冕堂皇的颂词：“会期虽短，而通过重要议案亦属不少，当初次开会已有如此成绩，此尤本大臣所最为欣慰者也。”声称准备将议决各案其可行者或照章提交资政院，或径由学部奏请施行，“俾学务日事推广，以达本部奏请筹备普及教育之期望，并弼成宪政之治，庶不负本部奏设此会之意”。这番表态，与其说是满足于现状，不如说是着眼于未来。

　　张元济代表会员所致答词则指出会期过短，会上只有1／3的时间讨论会员提案，因而63件提案中只有18件得以讨论（注：原66件提案中，“军国民教育案”是由陆军部、学部、唐文治分别提出，内容基本相同，会议期间并案讨论，故有人将此并计为一案（《中央教育会纪事》，1911年7月26日《大公报》）。另有“变通考试办法案”， 则分别由唐文治和会员王某提出， 会议期间亦并案讨论（《中央教育会纪事》，1911年8月1日《大公报》）。故结案时为63件。），未议者达45件之多，会员未能充分发表意见。并提出要因时制宜调整改变教育宗旨，以适应古今异势。而变革的依据，一是政体由专制而立宪，二是本国旧文明应与世界新趋势相融合，“科举时代之教育固无论矣，即科举既废，学堂初设之时代所定学制及课程规则，在今日亦岂尚适用？良以我国政体既易专制为立宪，而教育之宗旨自不能不随政体而转移，则凡我昔时教育之法由专制递嬗而出者，在今日不可不尽力扫除，为拔本塞源之计，庶可实行国民教育以固立宪之基础而张大我帝国之光荣。况乎世界大通，学术日进，国于今日苟不甘为人后，不能与世界之趋势相违。我国旧时之习尚果系善良，不相凿枘，自宜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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