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以表示我国国民之独立性质。其有不相应合障窒特甚者，则毋宁早为捐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旧文明与新文明互相熔冶，急起直追，十年二十年，或有可与列强比肩之一日。”张元济的闭幕答词与张謇的开幕词精神上一脉相通，孜孜追求的，都是改变教育宗旨，各省会员“谨悬此义以为改良教育之的，讨论一切议案”（注：《学部大臣中央教育会闭会演说词》，《中央教育会闭会答辞》，1911年8月19日《大公报》。），与以配合宪政进程为目的的学部发生矛盾，实在是势所必然。
（三）
清末新政，教育成效最著，本来有目共睹。但中央教育会召开之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反清革命一触即发。经过几次大规模请愿和皇族内阁的出台，立宪派士绅对清政府大失所望，连主张革新的中下级官员也不大相信清廷具有改革诚意。在此形势下，学部的一举一动，都不免令人将信将疑，也就在情理之中。社会舆论对会议的评价众说纷纭，其一，一场闹剧说。此次会议“最关重要者，即实行义务教育、国库补助小学、军国民教育等是也，全体会员对此数项问题各有主张不能一致，以故哓哓置辩，历久始决。其余无关大体、踪涉条目之议案议决者也不少。”“其他如停止毕业奖励、废弃高等毕业送部复试、减少小学读经时间等，均系有害无利，不容不更张者。乃各议员亦小题大做，聚讼纷纭……至议场之秩序大乱，高呼乱叫，尤不脱往日考生之酸风也。睹此怪象，可胜慨哉。”（注：《中央教育会成绩之评论》，1911年8月12日《申报》。）其二，学部与地方派系之争说。 与会的学部司员与各省代表的心理“根本上已不相同”，“皆各欲遂其平日之主张而常立于反对之地位”，导致讨论时互怀成见，不就问题本身争是非，专为各自意气较输赢。由于各省代表人多，学部人数上处于劣势，而会长与学部的意图两不相容，利用主持会议之便排挤学部司员参加重要议案的审查，所通过的议案，实行的效力和效果令人堪忧。（注：《论中央教育会之前途》，1911年8月23日《申报》。）其三，功大于过说。会议虽存在朝野派分等弊病，但“就议决各案观之，成绩卓然。第一次开会已能如是，实可喜之现象。”（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