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如何看待中央教育会？综观会议的全过程，简单地斥之为一场闹剧，有欠公允。中央教育会的组织，按照选派代表、拟定收集并提出议案、报告或说明议案内容、研究讨论、质询和答疑、逐项表决等程序进行，议程由会长掌握，凡为代表，无论官绅，均有参加讨论和一票表决权。这种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与教育、官府与民间的新颖形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决策的民意性。据1911年7月22日至8月20日《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报刊的报道和《中央教育会速记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档案）统计，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发言达286人次，有的会员发言次数达15次之多，相当踊跃。会场常常出现代表们“纷纷发言，争述已意”，致使“秩序大乱”的情形。（注：《中央教育会第末次大会纪》，1911年8月19日《申报》。 ）几乎每次大会都因争相发言而逾时，为此曾考虑过延长会期，后因各校开学在即而作罢。尽管舆论对代表的选派方式有诸多意见，其中毕竟有不少教育界名流，具有相当的学识和办学阅历。会议中代表们进行了充分意见交流和观念交锋。教育行政官员、议绅与中小学堂堂长监督共聚一堂，陈述看法见解，接受议论辩驳，有的意见建议当面被否决取消，显示了教育界参政议政热情的高涨。同时表明与会代表态度认真，没有因为会议缺少决定实行权而敷衍了事。至于会议组织程序的欠缺，固然有待改进，但万事开头难，失误在所难免，提高还需过程。
形式而外，所通过的议案也部分反映了教育界的公意。会议讨论的议案，均为关系中国普通教育发展的要件，“裨益于初等小学者最巨”，“皆直接间接助初等教育发达者也。就中尤以初小男女同校，关系尤大。盖不如是，则女子终不能受义务教育也”；停止奖励案“实教育上一大关键。此案实行，则教育上种种窒碍，可消灭其大半矣”；统一国语更是“当今第一急务”。（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尽管会议过程中争论激烈，一些会员态度偏颇，言辞过激，会议规则如起立表决方式及会场秩序有待改进，毕竟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所表达的意见不限于与会代表，甚至不限于教育界。张元济北上前曾向梁启超征询“本国教育之事应如何改良进步，想公必有筹画。可否见告？弟可于会中提议。”（注：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7页。）由地方代表、直隶第一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胡家祺提出的变通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科目案，守旧派虽竭力反对，斥之为“废经畔孔”、“丧失国粹”，个别代表为阻止此案通过，在会场上捶胸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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