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议案已经送阁》，1911年10月2 日《大公报》。）。中央教育会本身并无约束力，费时费力之后，还是回到行政决断的老路。尽管如此，一些上下共识的成果在学部主持下逐渐付诸实行。1911年9月9日，学部同时上《停止各省高等中等学堂毕业复试将高等统归部辖中等统归省辖折》与《会奏酌拟停止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其内容均为中央教育会决议案。科举停废6年后，学途与仕进终于分开，新式教育的发展不再需要借助科举功名实官奖励的诱惑，与此相配套的各级学堂学生进京毕业复试的规例也告终止。多年屡议不决之事终于有了顺应民意的结果，尽管姗姗来迟，毕竟聊胜于无。
中央教育会的结局表明，发展普及教育涉及许多方面和部门，不仅仅是教育界之事或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责所在。如何配置调节教育资源的比重，关键取决于教育在最高当局心目中的地位。而先进的教育思想，必须通过具体目标和政策来体现，既要职能部门的提倡，更须社会各界的参与督促。学部的尝试虽然不尽人意，却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9 月初，商部大臣为谋实业发达，拟仿学部教育会之例，召开中央实业会，召集各省实业团体个人，研究各种实业进举及现行状态。（注：《拟开中央实业会》，1911年9月6日《盛京时报》。）
或许出于对中央教育会的失望，为了借助团体形式贯彻自己的教育主张，张謇、张元济等一批官绅在中央教育会进行期间便筹划另组团体。张謇发起全国师范联合会，张元济则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会中分子大都为中央教育会成员，50位发起人中，来自中央教育会的至少有38人。学部和外省人士在中国教育会的合作，表明中央教育会的朝野派分并不像传媒所说那般严重。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官绅合作的全国性教育会议，中央教育会尽管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么圆满，成绩仍然不可轻视，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可惜生不逢时，在举国上下对清王朝普遍失望的形势下，学部仍想为清廷的宪政出力，而不能完全着眼于学务的实际，无法得到已与清王朝离心离德的教育界名流的认同。辞官赋闲的原学部右侍郎严修在1911年9月19日致袁世凯的信中， 从旁观者清的角度谈及自己的观感：“比年学部诸公勇于改革，又经中央教育会切实研究，朝士迂旧之谈顿觉失势。但时艰太巨，欲待后来毕业之人才挽今日垂危之世运，必无及矣。纵言及此，令人不欢，惟有且尽人事而已。”（注：严修自订，高凌霄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261页。）在肯定学部改革与中央教育会刷新气象的同时，预料远水难解近渴，不能挽回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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