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哭流涕达一小时之久（注：《中央教育会第十四次大会纪》，1911年8月16日《申报》。），更有人当场宣读1910年颁发的尊孔读经上谕，仍未能得逞。考虑到会前学部曾有初等小学缓读孝经论语案的动议，却因乔树ｎáｎ＠④的激烈反对而被迫撤消，则此案的通过来之不易。记者列席旁听，对会议全过程现场观察，及时详尽地加以报道，将各项议案内容及辩论情况公诸于众，使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教育的发展变革，注视官绅代表的态度表现，形成公众舆论压力，起到监督作用。在传媒的注视下，会员的言行不能不顺应社会公意。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孙雄在会场上大呼：“开会以来，所议之案多不能实行，不过博报纸上之好看。”（注：《中央教育会第十三次大会纪》，1911年8月14日《申报》。）
笼统将中央教育会视为学部与地方派系斗争的说法，也失之于肤浅与片面。学部组织中央教育会，主要是期望通过会议解决与宪政相关而内部意见又长期不一的难题，借各省地方学务人员之力，促使清廷采取有效的法规措施，排除困扰普通教育发展的障碍，为普及教育提供必需的条件保证。学部与地方学界代表之间产生分歧争执，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动机、侧重以及对会议结果所抱期望不一致。
关于召开中央教育会，学部内部意见并不统一。7月11日， 张元济与傅增湘前往新会场查看，“至丞参谈会事，诸公见解各殊”（注：傅增湘：《藏园日记》，转引自《张元济年谱》，第95页。）。中央教育会刚开幕，传媒就披露“学部自数年前即有开办教育会之议，惟丞参以下多不赞成，其议遂寝。唐春卿到学部力主此议，屡集丞参及各司长会议，皆未通过，而唐大臣之意甚坚，各司员虽持反对之说，然亦不敢明言，故此议得以实行。然反对派仍多异议，间有赞成者，其力亦甚微。”（注：《中央教育会杂闻》，1911年7月26日《申报》。）此次开会的动议，系由一二位司长提出，“学务大臣赞成之，然侍郎丞参并不以为然”（注：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学部各项议案，也是在意见分歧之下由唐景崇作主提交会议，所交9 件议案，“皆系关于紧要问题，屡经该部集议未能取决，故唐大臣特逐件交由该会切实核议。凡已经表决者，部中拟即奏交资政院核议，以备决定可否。”（注：《中央教育会议案之价值》，1911年7月22日《大公报》。）甚至会议期间设置旁听席亦须唐景崇力争坚持才得以施行。唐景崇旨在通过中央教育会寻求上下支持，加强自身力量，借以摆脱丞参司官意见分歧的钳制，加紧推行普及教育辅行宪政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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