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发出的致伊藤博文函，其性质则可以看做是介绍德璀琳及其赴日使命的私人信函。在这封私函中，李鸿章首先有意回忆当年自己与伊藤博文在天津“面商条约，两国平安，关系东方大局，和光洋溢，实获我心”的往事，进而提出尽管两国之间“战事既兴，条约已弃，无可挽回”，仍因为“若兵连祸结，年复一年，至民穷财尽之时，两国之力必竭”，希望能够“再试通辞，两国自行解说。”接着，他特别介绍德璀琳及其赴日使命，希望伊藤博文能够“赐见垂询”以进行密谈，并颇富情感地写道：“海天在望，引领为劳。虽阔别多时，想贵爵大臣当不忘昔年情事，相印以心也。”（注：《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第403页。）
如果说前面的所谓“照会”是李鸿章试图对伊藤博文“晓之以理”的较为正式与规范的一件公函的话，后者则是完全用私人语气来试图对伊藤博文“动之以情”的私人书信。至于该两函的目的，无疑都是为了利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的多年交谊来试图早日达成中日和议，以免“兵连祸结”的悲惨结局。然而，正如蒋廷黻在1938年所曾指出的那样，“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第293页。按上引句原出自1938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蒋著《中国近代史》。）伊藤博文及其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因而根本没有理会李鸿章与清政府的上述一厢情愿。
德璀琳一行于1894年11月26日抵达日本神户，并一再向日本方面表示自己携带有李鸿章的书函，要求将此书函“面交”伊藤博文，却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外务大臣陆奥在11月27日致电伊藤博文，“坚决建议”伊藤博文“不要接见他，或接受李鸿章的信，而应签署命令，使德璀琳在限定时间内离开日本。”（注：《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528页。按该电原文为英文，中译则参照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九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471页。）另据《伊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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