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 Chin， or The Chinaman at Home”，译者为谢拉德（R. H. Sherard）。书上未标明具体出版时间。陈季同为此译本另写了一个简短序言。该书实际上是《中国人自画像》中“娱乐”一章的扩大，就像后来林语堂写了《吾国吾民》后，再将其中“生活的艺术”一节扩充成《生活的艺术》一书一样。他们都很懂得西方文明“化”下的人民从东方世界需要些什么。另外，陈季同之所以写此书，也是为了从这一独特角度让西方民族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娱乐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性格了。……告诉我你怎样娱乐，我便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此书的法文本直到1975年，还曾在巴黎重印过一次。
四
研读陈季同的书，需要明确一个背景，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及其文明正遭受来自西方世界的极端歧视，恰如陈氏书中所言：“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堡垒，正是一种时尚。”因此，欲消除他们对中国的那些片面的认识、深藏的误解和可笑的偏见，便成为他上述两书的基本出发点。在有关中国妇女、饮食、溺婴、劳动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特点和价值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季同的“良苦用心”。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人生或人性的高度，很机智地摆出西方有关习俗的弊端，并从中国人的角度给予幽默轻松的批评。这些来自中国的批评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是很新鲜的，有不少批评西人就表示欣然接纳。它们实在有助于淡化当时西方人歧视中国、认为中华民族极其野蛮的观念和心理。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陈季同当时对中国的某些社会习俗和制度（如父母包办婚姻、纳妾制、科举制等）的辩护，许多议论已不免显得过于隔膜，它所反映的是19世纪后期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理想、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当他宣称“对现代文明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制度，因为只有它真正实现了其所允诺的东西——和平与平等”时，就如同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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