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时候，顾炎武、黄宗羲等出于对明朝亡国的反省，反对阳明心学空谈心性的学风，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经学、史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成就，形成以考据求实为特征的考据学。进入乾嘉以后，由于社会安定，加之统治者实行高压和笼络相结合的两手政策，考据学达到极盛局面，并形成以惠栋、钱大昕等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皖派”。乾嘉学派的经学成就可谓独冠千古。他们以经学为主，竭力搜集汉代儒者注经解经的著述，研究古音、古训，强调读经必先识字，以探索经书的本来面目及经的本义，故又称汉学。他们的治学学风朴实严谨，反对空谈，因而又有“朴学”之称。 

    清代汉学尤其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非常“精深”。以音韵学为例，其精深程度，就令人惊叹。清人可以说集了古代音韵学之大成。特别是在古音的分部方面，贡献最大。从顾炎武提出分古韵为10部后，江永、段玉裁、戴震、孑L广森等又继续发展，分别分为13部、17部、25部、18部等，其分布日趋细密。到王念孙时最后定为22部。其中，后代音韵学家公认的发明有三：(—)支、脂、之三部分立；(二)真、文分部；(三)侯部、祭部、缉部、叶部、至部的各自独立[4]。王国维对这一研究成果推崇备至，认为“古韵22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5]。 

    与此同时，清代学者还建立了阴阳入三声相配的系统和对转的理论，并注意到上古音的声类问题。比如钱大昕根据自己对音韵的研究，得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独到见解，至今仍被音韵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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