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便以“专精”著称的乾嘉考据学，也是既有其琐碎的一面，也有其博大的一面。因为人文学术研究真正的“精深”，必然以博学为前提和基础。像这一时期的训诂名著《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就无不是博览群书、广收古今释例、会通群籍的杰作。史学考证方面的名著《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二十二史考异》等，也都属于上下几千年的贯通性著作。而像戴震、钱大昕那样博学的乾嘉学术大师，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则更堪称不多见之人物。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考据学在宏观研究和理论建设方面的严重缺陷。乾隆时期的著名史家章学诚，就曾从史学的角度，对以考据为主导的史学流弊提出批评。他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8]。应当说，这一批评恰好击中了乾嘉学风之弊的要害。实际上，这一弊端也决定了清*据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所难以克服的局限，那就是理论总结、思想创新方面严重不足。
正是基于这一卓识，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所著《文史通义》一书，成为继唐代刘知几《史通》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的又一部“集大成”性质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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