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如此迅速，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等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即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了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9]。
这比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所提出的有关论断还要早五年。当然，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两个级数”的著名论断，即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的学说，要比洪亮吉的学说更为系统和精密，因为它建立在文艺复兴后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发展的基础之上。
关于如何解决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增长不平衡的矛盾，马尔萨斯和洪亮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方案。马尔萨斯主张实行两个“抑制”，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所谓“积极抑制”，是指通过贫困、饥荒、瘟疫和战争等手段实现人口的自然减员；而“道德抑制”则指通过各种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洪亮吉也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所谓“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出自然减员；一是所谓“君相调剂之法”，主张采取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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