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中国之亡，亡于学生。……是得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13](P19-21)把国之兴亡，系于自身，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转变的根本体现。而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词，在清末的进步书刊中随处可见，这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封建的文化藩篱走向世俗化。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清末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不是知识分子为之先导，为之中坚。这种行为模式，乃显现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结构也与旧式士大夫有着霄壤之别。汉代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以来，旧式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便日趋定型和僵化。释儒解经，成为旧式知识分子的职责。所以，对四书五经的注、疏、解、释，是他们的主要治学方式，由此而产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便成为传统的正宗学术，传统的史学、文学、哲学之类，无一不是为注经释儒而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被目为“末学”而为士大夫所不屑。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知识结构不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诗书礼乐、经史子集了，也已经超出了甲午战争以前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那种“中体西用”的模式，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先进的知识体系。近代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格致学（物理）、医学、工学、矿学，乃至近代的人文科学如法律学、商学、*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等，都不再是陌生的知识，而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些具体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具体知识的学习，他们也逐步学会了贯穿于近代科学的本质精神——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确立，无疑使他们从旧式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盲从与依附的藩篱中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的价值选择的新的社会阶层。近代型知识分子与旧式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前者已具备了新的行为模式。旧式士大夫的依归于封建君权，以充当帝师王佐为职志，行为目标以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为中心，即所谓以“卫道者”自居。新式知识分子因渐具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并以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空谈义理的务虚型转向了务实，读书作官不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大批的新式知识分子进入了各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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