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高度*化倾向，的确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是一种*文化。专制*的高度发展，吸附了整个传统的社会生活，文化也不例外。这种*所赋予文化的使命，只是诠释和论证*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不是其他。因此，它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价值标准以及一切文人学士们的行为、价值的取舍标准。在这种其大无外、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中，传统士大夫们无疑具有高度的*化功能。历代思想家设计一切思想学说，无一不是某一时期现实*的注解或改造。历代文人学士的最高理想无一不是成为帝师王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当然不是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能摆脱的。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心理积淀，近代社会在*变革方面的紧迫任务，无疑成为呼唤他们的*意识苏醒的号角，成为他们行为方式的指南。曾经以钻研理学、崇尚清议（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的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大江南北、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形势下，也不得不急切地放下理学家的矜持作态，组织湘军，成为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在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文化并深受其濡染的王韬，自幼就远渡重洋、留学美国的容闳，都曾经向太平天国上书条陈，这也是他们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以*的方式加以实现的表现。为了实现这种*选择，他们甚而不顾被政府目为“从逆”的危险，难道还不能说明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多么浓厚吗？而那些从西方学来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并以反清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之执迷*的斗争，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普遍的危机意识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结果，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理性的价值选择。传统*文化的导向、现实*危机的紧迫感，催使他们拯救现实危机的急迫心理。西方种种新思潮，成为他们不断“拿来”与“抛弃”的救世工具，不论这些新思潮是否符合国情。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选择取向，缺乏科学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也正是传统文化重实利、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折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偏向于以经验为基础，进行直观思维，并且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为一体。对主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用清晰的逻辑来把握，而是借助体悟的认知方式，并以比喻和象征来表达所认知的主客观事物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的局限之一，就是较易为表象所迷惑，为实利所左右，从而促使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在近代社会*危机严重的条件下极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凡此种种，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力量，也使他们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