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轨过程中完成的从传统型到近代型的转变，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的两个历史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无疑是近代社会社会发展和近代文化的发展之必然。近代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促使士大夫阶层萌发出强烈的忧患与变革意识，而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则为他们变革社会提供了新式的武器，正是在这样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变革的过程，走出传统的藩篱，迈进了近代的门槛，成长为独立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承担者。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阶段中，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不但是艰难的，而且还具有许多转型时期的特征。

　　首先，这种特征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观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始终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初，他们从对外战争的失败中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器物文化不如西方，因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坚船炮利、机械铁道之类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模式。但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伴随着西方近代观念形态的传入，他们又逐步意识到传统观念形态的不足，因而进一步有了对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抨击与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以西方观念形态为参照系统，且他们对这种西方观念形态又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这种批判往往是不深刻的，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扬弃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简单的抛弃。近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这种认识过程，对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严酷事实，迫使他们不断地怀疑和抨击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同逼来，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戒备与憎恨心理又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正确估价（还有传播过程的因素）。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处于一种模糊、依违的状态之中。近代中国相当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乃至五四时期的吴虞等人，都是以反传统始，而以复归于传统终，这种奇特的文化“回归”现象，正反映出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康有为则成为帝制的鼓吹者，公然宣称：“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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