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近代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文化回归，其动机是正面的，有着积极的因素。他们担心对传统文化的离异和趋向于西方文化，会丧失独立的民族精神，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同化。因而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章太炎就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故必须“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类似章氏这种想法的人物，在日本向近代转型时期也曾出现。当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再造日本文化的思想盛行，而当时的维新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江兆民也担心这种情况将导致日本丧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因而大力提倡“日本主义”，保存国粹等等。可见文化的回归的确是文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情况。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回归表现在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却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复古和倒退的倾向。这说明传统中国文化所积淀的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它构成的传统文化氛围无时不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像康有为、章太炎这种曾经有过旧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免被唤起回归的情绪，即如严复、孙中山等在西学氛围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回归故土，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回归了传统文化。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回归，无疑对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传统文化的离异过程短而不深入，导致了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成熟，又反作用于近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

　　其次，近代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中，旧有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观念被打破，而新的结构与观念一直没建立起来。新与旧、冲击与抵制、挑战与回应始终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危机四伏。这种社会意识给予正在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与现实的*危机与民族危机相结合，造成的后果是：危机意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投身于现实的*活动之中，*意识极度高涨，而经济意识和文化意识则相对地淡薄。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无疑是杰出的*活动家。在每一次*变革的过程中，都有着他们的参与。这种高度的*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执迷于*上的斗争，依附于某一种*势力，并企图通过*的方式将社会导入其理想的轨道之中。其结果，便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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