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册，514页。）原函无年月，不过，文中提到“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和“《时务报》已出七帙”。查《时务报》第7 册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初一日出版，则此信应写于是年九月。信中最后又说：“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石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如何？”（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集》3册，515页。）从这封信看，上海《时务报》曾准备刊载严复之文，严复也曾“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但是，后来《时务报》上并未见到严氏的修改稿。所以，梁启超对严复“天演”学说的了解在1896年还十分有限。
梁启超知道《天演论》应在1897年初。梁启超有《与严幼陵书》一封，信中说：“《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注：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08页。）又说：“‘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注：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10页。）此信《饮冰室文集》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 但信是针对严复评《古议院考》一文后的答复，且信中又云：“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说群》发表在《知新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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