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人，而且也用孔子之经来惑人。这点，维新派是有切身体会的。康有为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且可避祸。”（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267页。 ）于是他们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社会心理，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们的维新大业。可以说，维新派的“迷恋传统文化”，是依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欲托孔子以行其术”。
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经典，是当时知识分子必须诵读的，科举考试也每以儒经命题，清代每一县城都有儒学教谕、儒学训导，孔子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在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下，康有为“与之先王”，借用儒术，用古人的语言，演出变法改革的新场面。《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制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变的。孔子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人们所颂法的夏、商、周三代就有过因革损益。康有为发挥《公羊》“三统”、“三世”学说，说明社会之进化与历史之演变，认为通过*改革，才可渐趋“大同”。他是“忧患百经始悟道”，并得出“传经只有一《公羊》”这个结论的。
这种情况，不但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是如此，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也是如此。20世纪初，当章太炎思想由“革政”转入“革命”时，就对康有为的崇扬“三统”、“三世”提出异议，说：“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注：章太炎：《徵信论·上》，《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9页。）。这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带来很大的危害。此后，他入狱三年，东渡日本，投身革命，主编《民报》，发挥清代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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