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里布死后至耆英到任前，粤东谈判实际上由黄恩彤、咸龄等更低一级的官员主持。6月4日，耆英到达广州，大部分事项已交涉完毕。只有两问题颇感棘手，一是粤人不肯与英人互市，英方以此为借口，欲在香港设立码头，如此谋得逞，将极大分税于粤海关，并使中国进出口贸易，关税出于华商，英人坐享其利，耆英命黄恩彤与英代表协商，英方最后放弃。另一是关税，中英议定于五口统一征收，决不在粤言粤，而有不同，以免由于税则不一，商人趋低避高。两件事有了结果，耆英志得意满，24日，与朴鼎查在香港会谈。两天后，《南京条约》在港互换。28日，耆英返回广州。至此，中英双方的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10月8日，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在虎门签字， 两约又合称《虎门条约》，均冠以“通商”的名目，反映出清政府对广东交涉的指导思想。鸦片战争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始，但当时朝野人士对此并无意识，尤其是当政之人，决不承认和他国有外交关系，仍坚执和外国只存在一种传统的通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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