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清朝君臣意在通商，还过于宽泛。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环境下，中国当时的外贸仍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他们对通商的兴趣说到底是对关税的兴趣，只要能够保证满意的税收，“清朝代表即使作出再大的让步，也就不是牺牲他们国家的利益了”〔35〕。但就是在关税问题上，清朝交涉大员也表露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整个交涉，中方几乎没有任何准备，连税则议定也是照英国代表团中文秘书罗伯聃提出的方案进行。罗曾在大鸦片商查顿手下做事，对中英贸易十分了解，他提的方案被朴鼎查称为“在各方面都比商人建议的更为有利”〔36〕。伊里布倒是提出过一个税饷原则，就是提高大宗商品降低冷僻商品的税收，谈判结果是棉花进口每担征银4钱，茶叶出口每担征银2.5两。棉茶为当时进出口货物大宗，《虎门条约》缔结后，中国关税一度有所增加，到1847年五口海关收入不独结清余欠，而且还有了120至140万两银子的赢余，这种增加“竟还使得北京高级当局吃了一惊”〔37〕，也成为主持粤东交涉的官员们最引为自得之笔。但相形之下，中方却以关税主权的种种沦丧作为代价。其一是协定关税权，《虎门条约》取消正税、比例、估值的旧名目，改分进、出口税两类，符合国际通例。但将26类、160余种货物用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中国政府从此也就承担了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