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37）马建忠所说的“先定所向”，也就是要求清政府在进行对外交涉时应先制定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然后才谈得上对外交涉。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笃守“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方针。“以夷制夷”的随意性很大，缺乏明确的外交指导思想，虽然说这是一剂救急的药方，但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以夷制夷”可以作为一种灵活的对敌策略，但却不能作为根本的外交指导方针，它缺乏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马建忠看到了外交中“先定所向”的重要性，这是他比时人高明之处。
3.慎择邦交
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重视对中外大势的了解，把握对敌斗争中的灵活性，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在对邦交选择的讨论上。1875年，薛福成在讨论洋务问题时向清政府上《筹海防密议十条》，第一条就强调“择交宜审也”。他通过对国际格局的分析，就中国与当时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英、德、俄、美、法）的关系提出了建议，主张与美国结为盟友，把俄国视为中国的强敌，与德国保持一种平常的外交关系，并特别指出了择交的重要性：“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预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4］（P77）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马建忠也认为：“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2］（P38）他以土耳其为例，“见俄国之日强，故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见法人之喜功，故亲之，而法已两夺其权矣；又见英人之己护也，故私之，而英几半分其国矣。”［2］（P38）由于邦交的不慎，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悲惨命运。马建忠以与中国情形差不多的土耳其为例，正是为了警醒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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