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对敌策略上主要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对外来势力以“羁縻”为主。表现在对外交往中，以传统的“诚信”原则作为应付之方。这一观念最初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洋务思想家所接受。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8］（P1260—1261）王韬主张处今日之势，“惟有开诚布公，讲信修睦”。［3］（P30）但是，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言忠信、行笃敬”以极力“保全和局”的“诚信”原则不同，洋务思想家所提出的“诚信”原则，是建立在对“理”、“势”二者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也就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意义，融入了更多的中外平等的因素。郭嵩焘曾对“理”与“势”二者的关系做过深入分析，他指出：“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应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8］（P1250—1252）也就是说，“势”是中外双方所共处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双方有着不同的利害冲突，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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