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曾就洋人游历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条约已明文规定外人可在内地游历，如果以一时义愤阴拒洋人，那么则是自己首先违约。［15］（P19—20 ）薛福成在其《应诏陈言》中，主张“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也”，使地方官员能清楚地了解条约内容。这样，在中外交涉的过程中，就可以援引条约，驳斥外人的无理要求，而不致因昧于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4 ］（P81）但洋务思想家并非一味强调遵守不平等条约，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公法、条约在近代国际*格局下的不足恃。
2.强调公法、条约的不足恃
对于维持国际外交关系重要手段的公法和条约的普遍重视，是晚清朝野的一项共识。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洋务思想家却更具外交家的眼光。他们不同于曾、李等洋务大员，完全依赖公法、条约维持暂时的和局，而是更为清醒地看到了公法、条约在强权面前的不足恃。王韬指出：“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3］（P33）薛福成在评论国际法时认为“然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4］（P414）对于和列强签订的条约， 马建忠在巴黎留学期间就曾致书友人，指出：“交涉之道，始以并吞相尚而不明，继以谲辩相欺而复失，终以均势相维而信未孚，徒恃此载在盟府一二无足重轻之虚文，安足以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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