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理”是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当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固然不能违背“理”，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更应当依靠“理”来解决问题。郑观应也认为：“方今办理洋务，虽不越理、势二端，然当权其轻重，度其缓急。如势足固不能以违理，势不及尤当折之以理。”［5］（P119）可以看出， 他们所强调的“理”、“势”，即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一方面要有理可据，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中外实力和国际局势的现状。因此，必须做到顺势而循理。洋务思想家对“理、势”的追求促成了近代外交“诚信”原则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人们理解近代国际外交准则——国际公法和条约的双重性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以国际公法和条约为基本的对外交往准则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和条约，是近代欧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所倡导的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对于解决国际间的争端，协调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新的世界格局的认识，促使清政府开始关注国际公法，以适应公法所维系的近代国际*体系的需要。正如当时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所言：“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6］（P3018）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由总理衙门奏准刊印，“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6］（P2703）由此而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洋务思想家对国际公法也极为重视。郭嵩焘在使英期间，曾在其日记中介绍了万国公法产生的历史，并认为其“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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