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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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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8: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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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4595，6033）但是，随着对关税主权问题的重视，海关行政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开始受到洋务思想家的关注。1879年，薛福成在讨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问题时即明确指出：“彼（赫德）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4］（P125 ）郑观应则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海关任用洋员的危害。他说：“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务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龃龉。而所用洋人插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5］（P547 ）因此，他主张收回海关行政权，“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5］（P546）
二、对使节制度的建言
使节制度作为近代西方外交制度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缘于列强的对华交涉需要。为了直接和清廷中央政府打交道，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公使驻京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中国有权派遣驻外使节。但由于清政府缺乏近代外交意识，对通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经费、人才的短缺以及外交礼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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