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11］（P3）以和平手段而不是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特点，促使人们对交涉之道的探讨，利用有限的条件来获取任何可能争得的利益，由此减少国家的不必要损失。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认识的逐步深入，洋务思想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交涉之道。
1.强调“知彼”的重要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一句名言，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即点出了“知彼”的重要性。郭嵩焘、薛福成等人都非常强调了解“洋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郭嵩焘认为：对外交涉“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10］（P136）薛福成主张：“办理交涉以外，自以觇国势审敌情为要义”，［12］（P45 ）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对外情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郑观应更进一步指出：“今中国时事日艰，强邻日逼，随则病国，激则兴戎。而敌势洋情，尚多未谙，大小臣工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宜，动多窒碍，犹豫傍徨，莫衷一是。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贵洞悉各国情形，思深虑远。”［5］（P119）马建忠认为，杰出的外交人才， 必须“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俗尚之从违，与夫地利之饶瘠，始足以立和议，设商约，定税则，而不为人所愚弄。”［2］（P36）自鸦片战争以来，探查“夷情”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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