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的译刊和传播，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值价观。长期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束缚下，科学技术处于低微的地位，被视为“末学”，斥之为“奇技*巧”、“雕虫小技”。近代西书的大量出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特别是大批科学技术书籍的出版，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项——科学。这些科学技术书籍的引进，对于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观念是极大的冲击，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左宗棠在上清政府总理衙门书中所指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左宗棠集》，《书牍》第9卷。)

　　西书的出版对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也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来源。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竭力向西方学习，包括广泛地阅读各种西学书刊，希望能从中获得可以救中国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康有为在上海时所读的西书译本多是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书籍。梁启超不仅大量阅读西书，而且还写了许多评论的文章。他们的著作有许多新知识都是来源于这些西书。甚至光绪皇帝也从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内订购89种书籍(书目刊载在1989年《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附录内。)。他对这些书“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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