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初刊时，印数很少，销量不大。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消息和评论才引起大夫们和上层官吏的重视，销路陡增。据统计，《万国公报》的销售量1876年为1800份；1897年增至5000份；到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38400份(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61页。)。可见《万国公报》对中国社会上层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当然，因为传教士办报的动机是为了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和发展教会势力，因而，它刊载的文章不能不处处有所流露。

　　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主办的报刊，起过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教会报刊内容丰富，大幅度地介绍西学，开阔读者的视野，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对中外文化的沟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教会办的报纸栏目多，内容广泛，还采用先进的铅印和石印技术，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出现，都以教会报刊作为参考和借鉴。第三，《万国公报》提出的各种主张对维新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维新派志士康有为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中所提出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皇朝经世文三编》第16卷，第5—13页。)，完全是借西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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