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兰、华蘅芳等人原来就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在与传教士合作编译和编著中，吸收西方的文化，对一些自然科学学科的理解更为深刻明彻。如数学家李善兰在没有接触西学前，完全靠研究中国的传统算学方法，独立地跨进了高等数学微积分和素数判定的门槛。正因为他的科学造诣，所以他在被邀与西方传教士一起翻译西方格致之书时，英译本谬误之处全凭李善兰深广的数学知识加以匡正审定。连传教士也承认，西人遇到“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4页。)
总的说来，输入外来知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不无好处，起码能节约人力、资源和时间，起到“人耕我获”之利；又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决定取舍，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对西学的引进，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他们所设立的学校、翻译出版书刊等，都是近百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之一。尽管各人的情况不一，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仍有他们一席之地。当然，由于他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更由于其殖民主义和宗教的动机，不能不使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和所介绍的西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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