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第2期）此外，第四种观点认为对内对外两个目的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先后、主次之分。例如陈贵宗、李永璞等同志认为，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由专门剿发逆、靖内乱到与‘勤远略’、‘御外侮’同时并谋”的过程。（《洋务运动的首创者——曾国藩》，《洋务运动讨论专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1982年第2辑）由此可见，曾国藩办军事工业的目的乃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之一。
第二个方面，关于办外交的问题。这是近年来曾国藩研究中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又一个问题。有些同志仍然坚持过去的观点，认定曾国藩“一味崇洋媚外，卖身投靠，是可耻的卖国贼。”（何玉畴、杜经国：《试论左宗棠与洋务运动》，《甘肃日报》1979年1月11日）目前，更多的研究者通过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和实际活动的考察提出，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既有妥协的一面，又有矛盾抗争的一面，但是，在强调的重点上又有不同。不少同志认为，曾国藩“在对外关系上，是以勾结、妥协为主要方面，同时也有反抗侵略的一面，并不盲目崇洋媚外，卖身投靠外国”。（邓亦兵：《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这种观点强调妥协一面是主要的，这是目前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与此有所不同，例如王继平同志认为，曾国藩对西方列强最初也是有着防备和抵御之心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态度才逐渐趋于软弱和退让。曾国藩“是以外修和好，内须自强为其外交指导思想。由于他过高估计外国的力量，忽视人民的爱国潜力，以求得‘中外相安’，他实行的是一条比较软弱，以退让求和好的外交路线”。但“曾国藩认为这种‘委曲求全’并非长久之道，而是敌强我弱情况下的‘羁縻’之策。即使如此，仍需采取‘保和’与‘自强’相结合的‘驭夷之法’。”（《左宗棠与曾国藩之比较》，《求索》1986年第2期）成晓军同志在《论曾国藩对外交涉的两面性》一文中，通过对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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