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对外交涉全过程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华洋会剿”问题和天津教案的个案分析,着重探讨了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抗争的一面。但是,与王继平同志一样,作者虽然较多地注意到了曾国藩对外与外国侵略者矛盾抗争的一面,但仍然没有明确提出,在曾国藩对外交涉的这种两面性之中,究竟哪一面占了主要地位?饶有趣味的是,目前即使是持“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抗争一面是主要的”这一看法的研究者,一旦具体到曾国藩个人身上,或则保持缄默,或则含糊其辞。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如王少普同志《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一文认为,曾国藩是从封建理学家演变为洋务派大官僚的,就其洋务思想的主流来说,实质是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与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结合的产物。但曾国藩与封建顽固派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一些适应历史变化的事情。这就使他的洋务思想中包含了一些在当时有一定价值的具体内容,对此,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柯金泰:黄澄河同志《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一文则认为,曾国藩是从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其阶级地位却又决定着他止步不前,并深深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中。”
综上所述,洋务派(包括曾国藩在内)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求得看法上的一致,不仅涉及到新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而且也涉及到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意见是如此多样,充分反映了曾国藩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这一课题研究的复杂性,要求得深入,还有赖于史学界同人继续努力。
三、曾国藩的文学理论
曾国藩在近代散文、诗歌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晚清文坛上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也有一些文章对他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古文理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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