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章继光同志认为，曾国藩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即所谓“卫道”上，他较桐城派前辈实有过之。他特别强调文学的*功用，鼓吹“卫道”与“立言”相结合。这种对“道”的片面追求使他在理论上脱离了桐城派“道与艺台”的轨道，实际上蹈入了宋代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复辙，但曾国潘毕竟又是以古文家自命的，文与道联系固然紧密，但毕竟是两回事。这样，他又不得不将其视线由理学的角度移到文章学的角度，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与创作作出总结，为之探寻抹敝的药石。曾国藩认为：一、古文不可直接说理。这样说主旨在于强调古文的文学性，使古文从枯燥乏味的说理中解脱出来，求得文与道的实际统一——以有“文”之文载精博之理。二、强调“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主张以汉赋之长济桐城古文之短。此外，曾国藩还重视史传文。意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冲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文统，开拓变革桐城古文的新局面。总之，不难看出，曾国藩出于桐城，而又变革桐城。（章继光：《曾国藩与桐城派简论》，《江淮论坛》1984年第4期）

　　关于曾国藩古文理论的评价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周颂喜同志提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有积极为清王朝封建思想和封建*服务的一面，又有符合古文创作规律，促进古文向前发展的一面。任何片面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认为，说曾国藩是中国封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不为过的。一是因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集纳了前人关于古文理论的主要观点于其中。从先秦的尊圣、宗经、崇道说，到唐宋古文家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说和文气说、文德说，再到桐城派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等，都被曾国藩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可谓包罗广泛，十分丰富。二是曾国藩在兼收并蓄和继承发扬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道与文相离为二”和“古文不宜说理”的观点，这可说是曾国藩独创性的发明。周颂喜同志认为，有这两点，就，“足以奠定了曾国藩古文理论的集封建古文理论之大成的历史地位”。（《曾国藩古文理论评述》，《求索》1985年第2期）彭靖同志在《谈谈曾国藩研究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曾国藩“对近代散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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