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诗论，亦有文章涉及。彭靖同志《曾国藩的诗论和诗》一文（《求索》1985年第2期），可说是其中较为全面的一篇。该文认为，曾国藩关于诗歌理论方面的主张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在《十八家诗钞》中所标举的“识度”、“气势”、“情韵”、“工律”八字上。在曾氏看来，诗与文之不同，只是对于声律要求上有所区别而已。从《十八家诗钞》看，曾国藩是想把这四者统一起来，即以“识度”为基础，兼有“阳刚”、“阴柔”之美，而又声调铿锵，便可以把诗的诸“妙境”统一起来，成为佳制。周颂喜同志则在《曾国藩诗论三题》中认定，曾国藩是一个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其诗论一是渊源于苏、黄的诗论，二是渊源于桐城派的文论，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船山学报》1986年第2期）

　　此外，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的愈益活跃，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愈益拓展，曾国藩研究中一些已经被人忽视或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也有了一批开拓性的成果。例如，张跃铭同志的《论曾国藩的人才观》（《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朱振华同志的《曾国藩和近代科技》（《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张智辉同志的《曾国藩的整饬吏治浅议》（《求索》1985年第3期）等就属于这一类的成果。

　　张跃铭同志的文章从人才学的角度对曾国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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