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广西日报》。)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常识告诉我们，事后回忆搞错日期是毫不足怪的，别说李秀成没有直接参加金田团营和起义，就是他亲临前线的1858年的重要战役——三河大捷，《自述》也把时间误写为1859年，差了整整一年。因此，李秀成的话不能作为新说法的铁证，而对原先起义日期的说法也不是“一种有力的否定”(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七一页。)，所否定的仅是7月下总动员令之说。相反，若将“同日起义”这句话跟他后面讲的“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联系起来，理解为讲金田团营，倒更切合实际些。
有些同志又以《天情道理书》中的两句话作为11月起义说的佐证。其一是：“即金田起义之始，……时有大头妖在江口，……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旋将妖党概行剿灭”(《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三六七——三六八页。)。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据文意认为“金田起义之始”与大头妖即大头羊张钊滋扰江口大体同时，而金田起义肯定发生在大头妖叛逆之前；另一方面又引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给向荣信中所说的“大头羊等如果归心，随同出力，即可令冲头阵，杀贼立功”之语为据，说明“至迟在十二月初十以前大头羊已投降清朝”，从而证实“金田起义一定早于十二月初十”(俞政、姜涛：《金田起义时间的再考证》，见《南京大学学报丛书》之三《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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