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来管理，否则就会冒犯东王的权威，这是东王所不能接受的。簿书作为各殿丞相所属，参与诸王文本的批复当是可能之事，但由此推断簿书衙即有主批文本的职能，还缺乏有力的逻辑推理环节和充分的史料依据。笔者以为佚名的记载绝不是虚构出来的（前文已有说明），必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簿书衙确实曾经负责过主批文本。关于这一职能的执掌对象史料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载呢？这就得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簿书在未被撤销时可能参与了批复文本，但在被撤销以后，主批文本的职能，如前文所提到的，是由六官丞相、各殿六部尚书、六部掌书来负责的，簿书衙成立后又代行了他们主批文本的职能。这样，《粤逆纪略》的记载才找到了事实的根据。
簿书衙存在时间很短，代诏书衙管理官册、兵册和家册，也是张德坚将这两个机构混淆起来、出现一些错误记载的根本原因。关于簿书衙的记载仅有三处，其中两处见于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一处见于佚名《粤逆纪略》；而关于典簿书的记载也只有《贼情汇纂》中记载的两处（注：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87、101页。）。张德坚自癸丑起记载所谓的“贼情”，甲寅十一月始受曾国藩之命编辑《贼情汇纂》，中间屡有增补修改，约至乙卯七月编成，编成后仍继续增补修改。他的记载起始时间较早，依据的大多是他所搜集到的太平天国文书与他所采访到的资料，编辑时又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因而，相对于张汝南和谢介鹤等人来说，他对太平天国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应当是比较深入细致和全面的，在《贼情汇纂》中出现典簿书和簿书衙的记载是在情理之中。由于后来簿书衙被撤，他可能也有所风闻，就对有关簿书衙的内容进行了删改，但他又不能确知被撤的时间和具体情况，故而在记载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佚名《粤逆纪略》亦系纪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前期的各项政策措施，簿书衙在这一时期曾一度存在，《粤逆纪略》提到簿书衙也是正常的，但他对簿书衙了解不多，故而只能简单地提到“簿书衙主批文本”。张汝南的后人在介绍《金陵省难纪略》的成书过程时说：“是书成于咸丰六年，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贼中情状。”（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86页。）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的写作背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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