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介鹤于癸丑春为贼虏至金陵，置粮馆中，曾与金陵张炳元，＠②李金丽生，及同志数百人谋内应，卒不成，炳元死之，介鹤乃以计逸出，依今观察静山赵公于凤山行馆，因忆陷贼时所见所闻，笔之于书，起自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止于甲寅七月三十日。”（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49页。）这就是说，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和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都属于亲身所见所闻的追忆之作。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则是作者的亲历亲闻：“《金陵杂记》一卷，为某陷贼时所作，耳不绝锋镝声，目不绝愁苦状，欷＠③涕泪，痛何忍言。聊述夫在城生灵被贼戕害之惨，并伪制伪令伪改作诸端”（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09页。），可谓是亲历之纪实。
张汝南、谢介鹤与涤浮道人癸丑和甲寅年都在天京，都有其所见所闻的记载留传于世，三人的记载中都提到簿书而没有提及簿书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太平天国内部细微的职官变动可能不会引起外部的任何反应，簿书官职的撤销就没有引起张德坚和谢介鹤的注意。他们以为在出现各殿尚书后，各殿簿书仍继续存在，二者同时并存，他们对各殿尚书与各殿簿书的记载缺乏时间概念，将不同时间的职官放在一起，使人不能明了这些职官设置的先后时间，从而产生这些职官是同时并存的错觉，前引张德坚将东殿尚书与簿书一起记载的资料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一个机构或官职存在时间的长短与它在史料文献中记载的数量和频度是密切相关的，簿书、诏书与诏书衙存在的时间较长，所以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就较多，而典簿书与簿书衙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未能引起外界的充分注意，所以史料文献中的记载就极为少见。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典簿书与诏书衙存在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而说明了典簿书与簿书衙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典簿书作为簿书衙的负责人，既然簿书衙存在的时间短暂，那么典簿书存在的时间也必然短暂，两者在史料文献中的记载极少也就顺理成章了。一个极有可能的情况是，簿书衙在癸丑年至甲寅年六月前不久尚不存在，也就是说，簿书衙的成立是在甲寅六月的不久前成立的，但在甲寅六月后不久又被撤销了。关于簿书衙旋建旋撤的推测也很符合所谓“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注：《太平天国》第4册，第686页。）的历史实际。当然，在“纷更不定”中，也有一些“令”、“制”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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