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页。)曾国藩对江西停拨的江西漕折犹恋恋不舍。1862年冬，他致书沈葆桢说：现在各种问题丛集一时，“鄙人实已智尽能索，莫知所届，幸饷项来数较旺，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曾国藩：《复沈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41页。)
第二，1862年4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后，曾国藩致书李鸿章说：“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第42页。)“上海所出之饷”，仅就江海关洋税而论，每月收入已由1860年的四十万两左右，至1862年已增至六十万两左右。外加上海商市繁盛，捐税甚旺，上海地区的收入总数，每月总在六、七十万之间。李鸿章因粮饷充足，他的军队全都使上了洋枪、洋炮，同时，不断扩充部队，至1863年夏，所部已扩充至五万名左右。九江关每月收入才五万两上下，不能与上海江海关伦比。江西、江苏同属两江总督管辖。曾国藩却硬要九江关月拨关税三万两给湘军粮台。曾国藩为什么对李鸿章如此宽厚？而对沈葆桢又那么苛刻？这是沈葆桢愤恨曾国藩的又一重要原因。
1863年6月20日，杨岳斌等部水师攻陷江蒲、九袱洲，控制了长江水道，从扬州到汉口长江畅通无阻。从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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